作为一介凡人

本来打算在12号写的文章现在才写。

12号前几天我有这样一个疑惑：为什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快要到了，我却没有半点似如四年前的伤感。想了好久我发现能找到的最好答案是，我在某种意义上是局外之人。四年前那天下午，我照常午休、上课、放学，直到晚上晚修放学回家才听说到消息。我当然投入到了救灾的队伍中，没放过任何一种方式的捐款。但是，我到底不是受害者，我到底还只是局外人。

可是这不是令我满意的答案，因为我不但没有伤感，而且还有着某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心头不得痛快的感觉。而那个答案解释不了这种感觉。

直到看到李承鹏新写的博文，我才明白，那种感觉竟如此真切、明确。

我心里的悲哀冲淡了伤感。我想起了很多。我想起了被封禁的《劫后天府泪纵横》；我想起了“起草题为《5·12学生档案》的倡议书，呼吁民间进行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的调查”并因此入狱的谭作人；我想起了这个国家对一切耻辱的大力粉饰；我想起了他们一味地催泪然后歌颂……这是一个不仅掩盖历史而且不敢面对现实的国家，我为此而悲哀，因为我们必然看不清未来。

如果祖国真是我们的母亲还好，起码儿子还可以跟母亲提点意见。但现在看来，祖国像王母娘娘多一点，我一介凡人，自然只能在这里写写文章——烦人，而烦不了神仙。

这四年里，我看不到这个国家的进步，甚至发现了倒退之迹象。我一直都相信，如果又一次“百年不遇”的灾难发生在我的身边，那我很有可能非常干脆地死去。这是一个心中安全感比身上安全套还少的时代，这是一个人人习以为常的时代。不过老实说，还是有很多人感到非常安全，他们虔诚地相信政府可以做好一切。他们就像，没有经历过地震的我，始终觉得只要没有喝醉，这天地就不会摇晃起来；但如果地震来了，我必然会深刻认识到，地球也会不靠谱地喝醉。

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仍然是愤青，也不确定愤青到底是中性的还是贬义的——唯一能确定的是，如果我真是愤青，我不会因为“愤青”是贬义的而考虑换个名号。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想的与正在做的都是对的，即使我所想的有不妥之处、我所做的有消极之患，我也相信它们是对的。这个国家需要的不是永远都正确的公民，更不是什么都不想、什么都不做的公民。

有人会认为鉴于目前公民的整体素质，不该让他们去想得太多、做得太多。但是我非常同意柏杨的一句话：“第三流的国民绝不产生第一流的政府，而第三流的政府却可能拥有第一流的国民”。如果省却变动成本，我更愿意看到一个没能力什么都去管的政府。

最近还有关于黄岩岛的事让我困惑。这件事让我有种被隔绝的感觉。当大家都希望打起仗来给菲一点颜色看看时，我却依然作为一名保守的和平主义者坐在一边郁闷；当大家都因人家烧我们国旗而气愤填膺时，我却没有半点不爽，因为我知道若干年以前我们也烧过美国的国旗。很久很久大家都没去关心时事了，黄岩岛之事让广大人民群众燃起看时事新闻的热情，不失为好事。但是作为一介凡人，我最关心的仍然是大学能不能做点革命性的改革、政改是否在日程以内、工业设计的前景什么时候能豁然开朗，又或者，我是不是真要找个妹子，我的构成学作业什么时候才能补完。